陈霞 罗启权：翻译型的研究家与研究型的翻译家(5)

梁志学在翻译与研究之间来回穿梭、不断往复、互融互动，以翻译加深研究，以研究促进翻译。通过三部研究费希特的专著，以及《〈自由的体系——费希特哲学读本〉导言》《从全球化看费希特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他深刻地阐明了费希特不仅仅是德国唯心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思想也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地位。

除了方法论的比较外，梁志学还指明费希特的法权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和自然哲学，均与马克思哲学思想有亲缘关系。在法权哲学领域，费希特阐述了“劳动”是人类生活的首要条件，社会中的一切成员都有劳动的义务和权利。“不劳动者不得食”，从而支配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互相取予；在合理的经济契约关系背后，应有合理的政治契约作为保障。这些观点里已经蕴含有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洞见，也有着许多社会主义的成分。在道德哲学领域，费希特认为因为它仅仅涉及精神世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律，所以身处学术界的学者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权威的独断和权力的压迫，维护道德准则和实践行动的公开性，做到言行一致。这与马克思激烈地批判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压制，堪称意气相投。在宗教哲学领域，费希特持守康德的理性宗教哲学之立场，直陈“外化是宗教的真正本原”，后来费尔巴哈进一步论证“上帝”实质上是人通过自己的本质的异化而创造的，这些观点都被马克思消化吸收。在自然哲学领域，费希特大力弘扬科学对于人实现其本质的积极意义，指出“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这与马克思坚称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依赖科学的充分发展等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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