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 罗启权：翻译型的研究家与研究型的翻译家(2)

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部分，前者的对象是理论理性，而后者的对象则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的前提，实践理性却高于理论理性。理论是为行动做准备的。费希特的“自我”不仅在认识着自由，也在行动中追求着自由。“自我”通过克服“非我”的行动而作用于“非我”、改造“非我”，因而必然要进入到伦理、道德、历史、法权等领域，通过改造这些领域使自由成为现实。费希特希望建立一个能实现和保护自由的理性王国。个人为了获得自由，首先得认识到自我是有限理性存在者，而他者则是作为自由地合乎目的的非我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理性存在者之间必须彼此承认地交往，即过社会生活，因此自我必须给他人以自由。给他人自由就得对自己有所限定。这样的相互限定和制约不仅是理性的和道德的，更是实在的和法治的，目标是为了确立平等协作关系。共同体的维护不是依靠神学和国家的威权，而是所有人都得遵守和承认法权规律。法权规律的基础和根源是“人的理性和经验的自然法权”。这样，声称绝对天理和神意，压迫和不平等地对待臣民的整个封建制度都被费希特宣布为违反自然和理性的。

梁志学的译文平实简练、严谨畅达、忠于原作，这在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他所翻译的作品不仅作为思想研究的文本，而且作为翻译的典型示范，嘉惠学林之功甚大。

同时，梁志学也提醒人们注意，费希特主张教育新人不仅仅是要复兴德意志民族，而且也要做世界主义者。因为培养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这项工作在内容上拥有的精神并不是狭隘的和排外的，而是普遍的和属于世界公民的”。关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费希特说：“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都会借助于民族给他设置的限制，势必成为爱国主义者；任何一个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极其有力、极其活跃的爱国主义者的人，也是极其活跃的世界公民，因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这种文明传遍全人类。”费希特把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反对借助世界主义之名而把自己民族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民族。梁志学说：“坚定不移地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坚持世界大同的理想，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反对列强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部世界名著的真谛。”他强调，中华民族要走世界文明大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以从费希特的演讲中获取理论资源的。

费希特哲学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梁志学历时20年对这个体系进行翻译和研究，仅《费希特著作选集》就耗时15年。在翻译的基础上，梁志学对费希特哲学进行了系统梳理。费希特的自由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自我”的学说，而以“自我设定自我”为初始命题的知识学，是推导费希特整个哲学体系的公理。在认识论上，费希特反对康德设定的物自体，用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摆脱康德自在之物的束缚，确立起主体和自我意识对客体和实体的绝对自由。

早在1976年，梁志学就与薛华合作翻译了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这是国内最早译出的谢林的完整著作，而且所用的底本跟当时德国同行使用的一样，是奇形怪状难以辨识的德文“花体字”版。此书的出版为改善当时乃至现今国内学界重康德、黑格尔而轻谢林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梁志学与夫人沈真合作翻译了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1980）和《人的使命》（1982）。这些经典译著的问世鼓舞了众多中国学者，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至深至远。1980年，梁志学与薛华、钱广华、沈真合作完成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翻译和注释，此后又翻译了克劳斯的《从哲学看控制论》（1981），参与翻译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1986）等著作。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自由之路——梁志学文选》，该书全面反映了他从事哲学研究半个多世纪，从辩证唯物主义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心得体会，其中对费希特哲学体系的研究可谓其学术与人生的缩影。

4.论述学者的使命

所有的人都应有真理感，但仅仅有真理感还不够，还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学者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立足当下，也思考人类应该去往哪里。学者的使命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并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由于摆在学者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他应该达到的那个崇高境界通常仅仅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所以“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所以学者只能用知识和道德影响社会。学者应当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道德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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