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霞 罗启权：翻译型的研究家与研究型的翻译家(3)

2005年，梁志学开始着手“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的翻译。此前，贺麟曾先后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牵头编译《黑格尔全集》未果。2006年1月，梁志学主持的翻译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并获得100万元的经费资助。梁志学选择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科学院编辑的“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作为翻译的底本。这是目前最准确、最完整也是最权威的版本，共有著作集（黑格尔在世时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讲演集（以黑格尔的学生们的听课笔记为内容）和书信集三辑，其中包含大量专业注释，预计将要出版50多卷。梁志学组建的黑格尔翻译课题组以费希特著作翻译原班人马为基础，遵循“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翻译一部，出版一部”的传统做法，坚持分工翻译、相互审改并统一审稿的原则，严把翻译质量关。2011年，梁志学接受采访时曾语重心长地说道：“整套《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预计得花费80年。”“这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学术事业，薪火相传，从他晚年的这一筹划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通过翻译出版《黑格尔全集》来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德国哲学翻译和研究人才的殷切期望。梁志学的德国古典哲学翻译极大地推动了由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王太庆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典翻译事业，共同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学汉译事业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他大量的优秀译著与研究文字直接影响了汉语世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解读风格。

作者：陈霞、罗启权，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的翻译与研究并进的实践，梁志学逐渐摸索出关于“翻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认同钱锺书的看法，即翻译应该以“入于化境”为理想目标，并进一步指出，现实的翻译总会存在一些“讹”的缺陷，但是在不免有“讹”而又有可能日益臻于“化”境的矛盾的无限进展过程中，总是可以从个别性达到普遍性，总结出一些翻译的规律，从而使得译作不断接近原作。要想翻译好原作，就既不能走向片面追求意译的自由翻译，也不能固守唯直译是求的机械翻译，而应该同时兼顾“神”“意”“形”。其中，评判翻译作品好坏的最重要标准为“信”，即“语词语义、修辞色彩、句法逻辑、句法结构、行文风格和艺术形象”，这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达”和“雅”。翻译活动离不开理解活动。高水平的学术翻译或高创造性翻译，绝不仅仅是机器式的语词对译，还需要对原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的整体理解，既需要对著作本身的思想有准确领会，还需要对自己的本土语言和学术有充分的掌握。所以，译本应该被视为原著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完成的作品，翻译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翻译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因此，他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两个大方向：一是求助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二是吸收系统科学和符号学的成果，以辩证法的观点探讨作为反映过程和表现过程的翻译工作。

1.翻译与研究并进

费希特不仅是一位擅长理论思辨的哲学家，而且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行动哲学家。他在德意志民族处于外敌入侵、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号召民众起来反抗拿破仑的入侵，实践了自己的行动哲学。易言之，费希特不仅用“言教”，而且用他的生命实践着“身教”，作出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引导和示范。他多次发表公开演讲，最著名的就是十四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他身处其中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还驻扎着法国军队。他反对拿破仑、唤醒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法国军队眼皮底下进行的。梁志学对此评论道：“这种在民族存亡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行动，真正表现了一位为真理而奋斗不息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费希特的系列演讲以走世界文明大道的普遍性与热爱祖国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为前提，主张民族的复兴当以改革教育入手，提倡教育兴国，启发民众，培养新人。他说：“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梁志学概括说，费希特希望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就在于要建立起一种本身纯粹、高尚和伟大的精神。正是在德意志民族率先建立起一个按照理性，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新世界的意义上，这个民族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再生者和重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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